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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中国是如何进行根据地建设的

归档日期:10-03       文本归类:根据地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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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工农兵代表大会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根据这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区、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并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对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工农劳苦大众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又能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选举法细则。这个细则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销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名代表中,女性有16人,占30%。

  临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权建设给予了很大关注。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比较精干的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包括部长在内,一般只有3至5人,个别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人民委员会每次召开常会,少则半天,多则一天。所议事情,议而有决,决则必行,贯彻落实迅速而有效。对于地方苏维埃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乡苏维埃政府只配备不脱产的工作人员3人,城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苏维埃政府19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省苏维埃政府90人。据统计,1933年秋,中央根据地所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60个县,两级政府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级苏维埃政府仅有干部1万人左右。为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临时中央政府开办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干部。马克思学校和苏维埃大学,也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这些法律、法令中,有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规、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在中央,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设有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察部;军队设有军事裁判所。另外,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设立劳动法庭,以处理劳资纠纷,保障劳动法的实施,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仅在中央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余人。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各级政权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够长期坚持,红军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先有基层政权,后有中央政权,由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各根据地为中国人提供了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伟大阵地。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是开辟人民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这对于中国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还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涌现,不仅成为日后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积极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从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同时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这样,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县发生缺粮饥荒。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2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20日至23日在博生县(即宁都县)举行的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在南部十七县大会上作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1],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根据地的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例如,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劳动互助社,全乡社员达300多人。1934年5月,瑞金县互助社社员达8987人,兴国县达5.17万多人,长汀县达6717人。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将没收地主的和集资购买的耕牛定为全体社员公有,按农户分得的田亩多少调剂使用。苏维埃政府还增加农业投入,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1933年,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省开垦了11万石荒田。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区则增加了20%。川陕根据地也获得好收成。

  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据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根据地的兴国、胜利(位于雩都北部)、赣县等17县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27万余人,股金5.05万余元。与此同时,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官田兵工厂由最初的六七十人,到1933年发展为400多人。中央被服厂设在瑞金七堡,全厂约700多人,缝纫机100多架。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垅、盘古山、小垅等矿场,年产量约计1800吨,约有5000工人。还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等。其他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如川陕根据地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等。

  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指同统治区域间进行的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此后,邻近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为了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还实行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2],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第一,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

  第三,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第四,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

  第五,根据地对外贸易的方针,首先是为着自给,其次才是出口,并要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第六,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等问题);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这之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其中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左”的内容。1933年初,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对此有所察觉,提出了修改意见。3月28日,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指出:这种“左”的错误,不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张闻天也在《斗争》上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指出:这个“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形加以修改和补充。同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这类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

  根据地军民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困难,进行了文化教育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中央根据地于1933年3月创办马克思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的干部。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妇女在夜校学员中占很大比重,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夜校女生占70%。

  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最多时达4万余份,《青年实线万余份,《斗争》杂志发行最多时达2.7万余份,《红星》报发行最多时达1.73万份。1931年11月7日,根据地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宣告成立。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3]、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这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根据地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在上海,由项英代理。同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来后,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12月底,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所辖的江西省委、福建(闽粤赣)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赣南省委相继成立并得到健全,地方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区、乡的党组织也都建立或健全起来。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和健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此,根据地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组织大胆地选拔有坚定信仰、在实际斗争中积极勇敢并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到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对于各级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党组织注重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党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加强干部的速成教育。短期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实习等。除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以外,党组织还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如,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春开办党校,重点培训县、区级干部。通过上述措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建立健全基层党的组织,发挥它们的作用。1931年冬以后,中央根据地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村建立党的小组。对党员人数比较多的,在乡支部之下以村为单位或几个村联合建立分支部。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员,单独或联合建立支部。在根据地的国营企业中,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党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中去。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地的扩大红军、支前参战、购买公债、发展工农业生产、节约粮食和经费等项工作,都能克服困难,比较顺利地完成。

  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展党员工作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1931年,经过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和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从1932年夏到1933年秋,苏区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发动了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1932年3月底,江西全省共有党员2.3万余名,到1933年4月猛增至67904名,到同年秋又增至97451名。福建全省1932年3月党员人数约6800人,到1933年6月猛增至2万人。其他根据地的党员数量,也都有了较快的增加。据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统计,湘赣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赣根据地有党员5万人,赣东北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西根据地有党员28740人,鄂豫皖根据地有党员2万人。

  由于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0%,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工人出身的占10%。在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尽管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产业工人和雇农入党,但新党员中,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则占到72%。据湘赣根据地1932年9月统计,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雇农出身的占20.62%,贫农、中农出身的占74.43%,知识分子、小商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富农、其他出身的占1.95%。根据这种状况,各地党组织注意加强思想建设。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印发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读物。如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都作了说明。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政治讨论会、短期训练班和进行比赛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通过这些措施,许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根据地的党组织非常重视作风建设。广大党员干部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更是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写下多篇调查研究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各级党员干部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措施有效地惩治腐败,培育了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根据地的民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

  根据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普遍建立了党团。通过党团,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在根据地内,还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选,均由党组织提出名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再经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种职务的人选,经当地党委同意后,再由党团提出,由苏维埃政府任命。实行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处理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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